那是一个闷热的午后，长江与沱江交汇处的暑气蒸腾而上，把泸州的天空酿成一杯半透明的老窖，科维托娃站在天府中学的操场上，手里的网球拍在阳光下折出一道细小的虹，她不是来比赛的，只是随一个国际体育交流项目路过这座城市，临时起意,想看看中国西部一所普通中学的模样。
她看见那些穿着蓝白校服的少年，像一尾尾被惊动的鱼，从教学楼里涌出来，又远远地停住，用手机镜头和压低的惊呼把她围成一个圈，有男孩在篮球架下模仿她的发球动作，手臂抡圆，却把空气抽得“啪”的一声脆响，有女孩用课本遮住半张脸，只露出一双亮晶晶的眼睛,仿佛在确认这个捷克女人是不是电视里那个在温网草地球场上奔跑的冠军。
科维托娃笑了，她忽然想起自己十四岁那年，在比尔森的一家小俱乐部里，也曾这样远远地看过一位来打表演赛的欧洲名将，那时她幻想过自己有一天也能站在那样的聚光灯下，却从未想过二十年后,会有一群中国孩子因为她而在操场上手足无措地挥动空气。
她走过去，用生硬的中文说：“你们好。”声音被蝉鸣撕成碎片，但笑容是完整的，体育老师找来一筐旧网球，毛毡已经磨得发白，科维托娃也不在意，拿起一个在手里掂了掂，然后招呼孩子们排成两列，教他们最基础的正手击球，她握住一个男孩的手腕，帮他调整姿势，男孩的耳根瞬间红得像校园里那株凤凰木的花，她示范动作时，汗水从金色短发上滴下来，落在水泥地上，洇成几个深色的小点,很快就被太阳舔干了。
可天府中学没有网球场，操场是水泥的，划线是篮球和羽毛球混用的，球筐里那几只旧网球倒像是在说一个遥远而陌生的故事，科维托娃没有问“你们为什么不打网球”，她只是把球抛起来，等它落下，再用拍面轻轻一送——球飞出去，划过一道高高的弧线，掠过篮球架，掠过教学楼三楼某个窗台上晾着的白球鞋，最后落在操场边缘的杂草丛里,惊起一只打盹的灰雀。
孩子们笑起来，那笑声里有羞涩，有对自己的笨拙的原谅，也有某种被点亮的、说不太清楚的东西，科维托娃说：“网球不一定要在球场上打，草地、水泥地、甚至一面墙，都可以，重要的是你拿起拍子的时候，心里有没有风。”
那天傍晚，她离开泸州，大巴车沿着长江行驶，窗外是连绵的丘陵和酒厂的窖池，空气中飘着高粱发酵后特有的醇厚气息，那是时间与土地共同酿出的味道，科维托娃靠在车窗边，看见不远处的天府中学渐渐缩成一个白色的点，她忽然觉得，这所学校很像她下午说的那句话——不在于有没有标准的场地，而在于那些少年挥动球拍时,心里是否已经起风。
许多年后，也许那群孩子中有人成了职业球员，也许没有，但某一年夏天，一个左撇子的捷克姑娘曾把一只旧网球打到杂草丛里，也把一个关于远方的、轻得像蝉翼的念头，轻轻扣进了他们的青春，那一刻，泸州的风里混着老窖的香和网球飞过的声响，是时间也酿不出的、只属于少年的一口清甜。